六大产能过剩领域央企 将被禁止入股银行

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，就是前者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，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，新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，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。

重庆打黑中落马的原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，生前常津津乐道他亲自逮捕号称中国头号悍匪张君时的英雄形象。如何勘定警察权力的边界，也就是如何构建警察的权力场，便成了完善警察制度的核心命题。

期望大，因此人们乐意赋予功绩出众的公安局长巨大的荣誉，也乐意口耳相授他们的传奇故事。谷凤杰2008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，曾被称作一位慈父般的公安局长。公安局长的权力场只是更大的政治权力场的一块拼图而已。在悔过书中，他说道：我几乎拆除了防腐的防线，党性扭曲，人格扭曲，以及法制观扭曲。近年来，地方政府纷纷发布各职位和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，划定权力边界。

对如此重大的案件，叶树养尚且能够操纵自如，其他案件就更是在他的权力股掌之中了。来源: 南风窗 进入专题： 公安局长 。这就是立法的不平等，法庭上双方都有讲错话的时候，都有提供假证据的时候，为什么律师提供假证据就要被判刑呢？警察提供假证据没有罪，只有把人打死、打残了，才有刑讯逼供罪，这就显然是立法不公，是制度上出了问题。

请谈谈你对中国刑辩律师执业环境的一些切身感受。在李庄案第一季的时候，我站出来把法庭上的真相向全社会揭示，这就给全国的老百姓一个启蒙，让大家知道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这么多的问题，吸引全社会的关注，这是从李庄案开始的，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。时代周报：全国律师协会进行过一个统计，十年间有110位刑事律师获刑，在中国愿意做刑事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少，刑事案件辩护率还不到30%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？陈有西：110个可能都还不止，其他出事被抓的律师更多，只是没被报道而已。如果这种舆论是全部放开的，它会把所有观点亮出来，这种情况下，恰恰法院是能够兼听则明的，而不会被一方舆论所操纵。

律师兴盛方能推动民主法治时代周报：但从这几起案件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，就是律师团的出现，律师和外围的法律学者形成良好的职业共同体，抱团取暖，还有大量的新闻记者进行声援，形成了一股合力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？陈有西：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变化，这两年刑事法庭的真实场景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，很多人明白了。公权力认为这样太好了，终于没有这些讨厌的律师来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法庭上清静多了。

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懂法律的人，这是一个法律人才大积累的时期，所以中国将来走向民主法治是必然的，我充满着信心。律师要维护的是法律的秩序，而一些执法者要维护的是公权力的秩序，两者的取向是不一样的，那么当然公权力会对你看不顺眼全国人大现在听公安部的，听检察院、安全部、中纪委的，它不会听全国律师协会的，也不会听最高法院的，更不会听法学教授的，所以很多立法本身就是偏向性的。网络越公开，争论越激烈，越不会影响司法。

其次，律师是一个秩序的力量，他是维护秩序的，不希望搞黑社会，不希望用拳头来打天下，而是把所有事情都诉诸法院，把社会引向法律的轨道去解决问题。时代周报：你在辩护和取证过程中，是否会感觉到这两个法条的压力？陈有西：当然有，相对来说我的压力小一点。刑辩律师执业环境艰难时代周报：最近几起重大的刑事案件，包括李庄案、黎庆洪案、北海律师案，都出现了律师被打、被抓、被驱逐甚至被判刑的情况。而律师没有任何靠山，只有一个人，司法部和律协很少为蒙冤的律师讲话，只会通报律师。

他们会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被律师搅和掉的，比如打黑就有律师在捣蛋，所以肯定要收拾律师。不只是一个检察官在同律师较量。

而现在，如果是检察院、公安搞了伪证，搞了逼供性的口供出来，他们是无所谓的，不会产生后果，不会抓检察官、警察。再者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设置不合理。

而如果律师提供了假证据或者错误证据，就会被检察院或公安局以帮助伪证罪抓走，本来平等的控辩双方，在这个环境下就不平等了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懂法律的人，这是一个法律人才大积累的时期，所以中国将来走向民主法治是必然的，我充满着信心。所以从力量对比上来讲，律师是非常弱小的，他没什么力量，在这种抗衡当中，律师往往处于劣势地位。在李庄案第一季的时候，我站出来把法庭上的真相向全社会揭示，这就给全国的老百姓一个启蒙，让大家知道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这么多的问题，吸引全社会的关注，这是从李庄案开始的，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、著名律师陈有西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，在法庭的辩护过程中，律师常常是力量较小的一方，刑辩律师不仅要跟检方辩论，还往往要与强大的公权力博弈。所以一般律师就不愿意去做，风险又大，赚钱又少，还要跟公检法作对，没必要。

律师有说错话的时候，有提出不准确证据的时候，而检察院同样有说错话的时候，有举错证或作伪证的时候，只是看法院是否采纳而已。上访的人那么多，就是因为法庭审判质量不好造成的，这样中国的人权保护非常值得忧虑。

公权力认为这样太好了，终于没有这些讨厌的律师来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法庭上清静多了。首先，依法治国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，依照人治、权治的情况仍然存在。

他们更愿意做法律顾问、做项目、做并购、上市等商务案子。而律师团的抱团抗争，或可成为制衡公权力的一股力量。

所以，律师如果兴，那么在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、社会生活当中都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，必然会把国家带向兴旺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中国的法院不超脱独立，公检法联合办案，这样律师就会更孤立，更危险。怎么样取证，哪些案子可以取证，哪些案子要小心，这个我是能判断的。因为一旦律师兴，这个国家就不会动乱，不会非理性，不会革命，不会土匪横行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律师总是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，批评公安局刑讯逼供，批评检察院乱起诉，批评纪委非法关押，批评法院乱判案，跟公权力叫板。美国的43任总统，23个是律师，律师是不会用枪杆子、刀把子来治理国家的。

最典型的就是《刑事诉讼法》和《律师法》，在这两个法律当中争论最大，《律师法》应该给律师多少权利，《刑事诉讼法》该给被告和律师多少权利，官方意志在影响着立法。在这样的伦理基础上，就要保护公权力的威信，所以在法律上出现了很多倾向性的错误。

因为律师手里没有权力，他所有的工具就是国家的成文法律。在法庭上面，律师要为被告提供无罪或罪轻的辩护，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就成为挑公权力的刺。

如果这种舆论是全部放开的，它会把所有观点亮出来，这种情况下，恰恰法院是能够兼听则明的，而不会被一方舆论所操纵。律师要维护的是法律的秩序，而一些执法者要维护的是公权力的秩序，两者的取向是不一样的，那么当然公权力会对你看不顺眼。时代周报：按常理来讲，律师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，而权利保护者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护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陈有西：其实从根源来讲，是国人在思想意识上，觉得律师的权益不需要保护，因为律师是为坏蛋讲话的。还有新闻界很多有良知、有正义感的记者开始关注法庭，进行同步报道，这样就把真相传播出来了。

比如做一个上市业务，或者搞一个并购，就可以收两三百万律师费，而一个辩护才三五万元，重大复杂的案子也就15万元。其次，我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知名度，一般情况下公安、检察院对我还比较客气，知道是我办的案子，他们比较相信这个律师不会乱来，不会搞伪证，所以我就相对安全一点，但压力照样还是有。

这就是法律设计出了问题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律师当然不愿意办刑事案件。法庭上我也受到过检察院的威胁，也受到过纪委的影响。

公安、检察院和律师在法庭上是平等的，但在法庭下他们就可以把律师抓走，把证人也抓走逼他指控律师，所以这种法律设置很不科学，是前苏联专政观念给中国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恶劣影响造成的。中国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法学教育，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，他们分布在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政府法制办，以及担任各级党委、政府的书记、市长、县长、部长。